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已歷經數次新發呼吸道傳染病疫情，包括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人感染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2012年中東呼吸道綜合征（MERS）、2013年人感染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和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在歷次疫情中，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PCCM)均參與領導抗擊疫情的工作，在防控、救治、科研攻關等各個方面均作出了極大貢獻。
在本文開始前，我們想請大家知道，呼吸系統傳染病除了遵循傳染病的共同規律外，有其自身特點，而這些“特質”導致了呼吸系統傳染病的防控難度大大增加。
一是大部分呼吸系統傳染病存在飛沫、空氣等傳播方式。由于飛沫傳播和空氣傳播的疾病，其致病原常通過咳嗽、噴嚏等形式排出傳染源體外，因此在標準防護基礎上須采取佩戴口罩、甚至負壓病房等措施。此外，人群的流動性和聚集程度和呼吸道病原體的傳播密切相關。
二是呼吸系統傳染病的癥狀特別是首發癥狀除了發熱外，以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癥狀為主，嚴重者可有呼吸困難。這就決定了呼吸系統傳染病的患者首診更多是在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PCCM），因此PCCM專科醫師在疾病的早診斷、早預警、早防控方面至關重要，縱觀結核病的防治歷史更是顯而易見。
三是呼吸系統傳染病具有獨特的病理生理機制，反映在病情監測和治療方面表現為氧合情況和呼吸支持特別重要。例如，早期發現缺氧并給與合適氧療可改善患者預后、感染所致的肺內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的處理相比肺外ARDS更為復雜和困難等。因此，在呼吸系統傳染病的救治中，PCCM具有更強的專業優勢。
從SARS到COVID-19 呼吸人貢獻智慧與力量
— 2003年 —
2003年初的SARS在中國累計診斷7082例（其中香港1755例）、死亡648例（其中香港300例）。
2003年的疫情披著“非典型肺炎”的外衣而來，起初造成醫務人員感染率顯著高于其他人群，但是，我國以呼吸專科醫師為主力和代表的醫務人員奮不顧身投入抗擊非典的戰斗中，以專業知識和忘我精神挽救生命、緩解民眾恐慌，最終取得了抗擊非典戰役的全面勝利。
2013年，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編輯出版了《SARS十年回響——中國呼吸界的情感與思考》一書，序言中鐘南山院士寫道“不唯書，不唯上，只為實”，時至今日，仍有很大的現實指導價值和意義。
2003年之后，國家從政策到經費層面均針對呼吸道病毒性傳染病的防控給與了大力支持，在整體防控體系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
隨著分子生物學診斷技術覆蓋面的擴大，臨床醫生對病毒性肺炎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重視程度也有所提高。《中國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16年版）》對“病毒性肺炎”的診治進行了專門論述。
— 2013年 —
2013年，人感染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時的第一例即由PCCM專科醫師診斷。隨著PCCM規范化培訓的展開，學科對呼吸重癥的建設力度有所加強，呼吸專科醫生對重癥肺炎的救治能力有了提高，歷次疫情中危重癥病例的搶救工作中都能看到PCCM專科醫師的身影。
同時，國內病毒性肺炎的研究水平也不斷提高，頻頻在國際頂刊上在回答這一領域的關鍵臨床科學問題，并在國際交流和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話語權。
— 2019-2020年 —
2019年歲末，COVID-19在江城爆發。截至2020年3月14日，全國累計確診81021例，海外確診64328例。
2020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官微發文《也是院士，也是戰士》點贊了8位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院士，其中PCCM的院士占到1/4，分別為排在第一和第三位的鐘南山院士和王辰院士。
本次疫情自鐘南山院士一句“肯定可以人傳人”而引發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各項強力管控措施隨之密集出臺，全國各地紛紛啟動一級響應。
王辰院士在關鍵時刻提出的關鍵之舉“方艙醫院”使得重點區域實現了“人等床”到“床等人”，既解決了感染患者的治療問題，又直接有效切斷傳染源的傳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和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在瞿介明主任委員和王辰會長的領導下，積極完成學協會交辦的國家級專家推薦、參與診治方案及共識文件的編寫等各項任務，并通過疫情熱點問題系列講座、編寫新冠肺炎防控專著等工作在科學防疫中起到了學術引領作用。
與此同時，全國PCCM同道以各種方式戰斗在抗疫的一線，包括擔任從國家到醫院的各級醫療組專家、湖北武漢本地及各地馳援醫療隊的醫療救治工作、各地定點醫院隔離病房和發熱門診工作、科研攻關等重任。
疫情就是戰情 呼吸人第一時間沖鋒在前
2019年歲末，當疫情開始時，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同仁們在第一時間就開始投入這場無硝煙的“戰爭”中。
因為，我們深知，自從我們選擇了呼吸與危重癥醫學專業，就意味著必須直面危險。
無論是SARS、H1N1、H5N1還是H7N9，歷次呼吸道重大傳染性疾病中都是呼吸人沖在最前面！
疫情就是戰情！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開始出現且感染病例逐漸增加，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主任委員瞿介明教授和中國醫師協會呼吸分會王辰院士就響應國家衛健委的號召緊急組建了呼吸與危重癥醫學領域的專家團隊隨時做好應戰。
專家組成員們數次親赴武漢實地調研。
與此同時，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主任委員瞿介明教授和中國醫師協會呼吸分會王辰院士倡導一線的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專家，把在抗疫前線最直接的診治經驗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來，就相關熱點話題進行培訓。
同時，第一時間對發表的新冠的臨床研究文獻進行梳理。
曹彬教授團隊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周敏、瞿介明教授團隊聯合武漢金銀潭醫院團隊在《柳葉刀》雜志最早總結發表了關于新冠肺炎流行病學及臨床特征的論文。
鐘南山院士團隊聯合全國多家醫院在《新英格蘭雜志》發表了病例數最多（1099例）新冠肺炎的臨床研究。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宋元林教授團隊聯合上海市第一批援鄂醫療隊領隊鄭軍華教授首次揭示COVID-19導致 ARDS發展至死亡的危險因素。
曹彬教授團隊又在柳葉刀發表了關于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危險因素的預測研究。
這一系列臨床研究都是立足于新冠肺炎精準救治過程中的關鍵問題展開，為全國各專業醫師提高對新冠肺炎的診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6000余人 呼吸精銳之師援鄂
迄今全國近4萬醫務人員馳援武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專業的醫護人員屬于主力軍！
據不完全統計，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醫護人員近6000千余人。其中，擔任過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及中國醫師協會呼吸分會委員的知名教授就有160余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風華正茂的青年委員……面對疫情，他們從全國的四面八方而來、從五湖四海而來。
01 在危重癥患者診治中勇挑重擔
最高峰時，在湖北地區以及全國各省市新冠肺炎收治的定點醫院有上萬例重癥和危重癥患者。
馳援湖北的醫生來自于不同專業，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醫護人員在診治新冠肺炎這一肺部疾病方面具有更加獨特優勢，超強的臨床表現慧識技術、胸部影像學專業醫生讀片水平，去偽存真的鑒別診斷的邏輯思辨能力，從而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同仁在各醫療組，勇擔醫療組組長并且與兄弟學科同道一起團隊協同作戰。
02 在方艙醫院發揮核心作用
方艙醫院的醫務人員是由來自不同省份醫療隊構成，各醫療隊醫生人員構成中，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醫生約占一半。
在醫務人員排班上，每個班次都需保證有一名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醫生，可見我們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醫護人員是方艙醫院病人的救治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起核心戰斗力作用。
不管在定點醫院還是在方艙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醫護人員每輪的班都全副武裝。
醫護人員為了節約防護用品，在輪崗期間基本不吃不喝，當脫下防護服時，進入人們視線的是浸濕的衣褲和滿布壓痕的臉龐！
發熱門、急診 筑起牢不可破的第一道防線
根據新冠肺炎呼吸道傳播為主的疾病特點，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與院感科、感染科一起參與了發熱門急診的布局改造，開辟留觀病區，做好收治危重病人的應急預案；同時制定防護優化流程，保證物資供應充足，最大程度減少院內感染風險；第一時間組織全科醫務人員學習最新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成為一支提高新冠肺炎早診早治不可或缺和無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我們奮戰在新冠肺炎專家會診的一線。我們每天都保證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專家值班，對全院（發熱急診、普通門急診、住院）疑似患者做到第一時間甄別。我們同樣是謙遜的、熱忱的，對于非典型病例，主動尋求放射科、感染科組織多學科診療（MDT）。
我們是自信的，甚至是“倔強”的。在遇到不典型病例時候，我們敢于堅持自己的判斷，甚至敢于發出不同的聲音，我們敢于質疑啟動病原體檢測的判斷從而減少漏診。我們豐富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臨床經驗，得天獨厚的影像判讀技能，融會貫通的臨床診斷思辨能力，無不為發熱門急診筑起牢不可破的第一道防線。
為人民生命安全保駕護航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隨著PCCM學科建設的推進，我們在全國開展專科醫生的培養、學科規范化建設以及專科聯合體工作。并且，重視呼吸與危重癥學科的各個亞專業建設，均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從承擔呼吸道重大感染性疾病診斷和危重癥救治角度出發，建設與發揮為人民生命安全保駕護航的責任相適應的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我們呼吁各級政府和醫療機構進一步推進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1. 進一步完善重大呼吸道傳染病應急體系建設，提升和加強在綜合醫院中呼吸系統傳染疾病的防治體系，著力建設呼吸道病毒傳染性疾病早期診斷技術平臺。
2. 進一步完善基層呼吸學科體系，加強學科的規范化建設。
3. 進一步加大呼吸危重癥病房（RICU）建設力度，提升RICU危重癥關鍵救治技術配置能級；加大PCCM專科醫生培養力度，不斷通過PCCM專培體系不斷提高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醫師對于各種危重癥綜合性救治最新技術應用能力和水平。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