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科學院建設醫學研究與醫學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階段性目標：
2021年，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構初步形成；
到2035年，建成我國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的核心基地；
到2049年，成為世界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
臨床藥物95%最初專利來自國外，大型醫療設備95%由國外進口，臨床標準規范指南95%借鑒國外。在第二屆中國醫學發展大會上，醫學領域里經常提到的“3個95%”再次被提及。有專家認為，這組數據反映出我國醫學基礎原理和臨床研究重大突破有限，醫學技術演進、融合、顛覆探索不夠等問題。
第二屆中國醫學發展大會由中國醫學科學院舉辦，主題為“構建國家醫學衛生健康戰略科技力量”。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國醫學科學院建院60周年的賀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國醫學科學院建設成為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體系的核心基地?！敝袊t學發展大會的舉辦旨在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動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和戰略科技力量建設。
我國需大力培育從事醫學研究的頂尖科學家
2022年3月，全球學者庫更新了“全球頂尖前10萬科學家排名”。在前100名科學家中，中國科學家僅有3名，分別來自化學、物理和材料學，醫學學科無一人。而在這前100名科學家中，美國的醫學科學家有34人。2016-2021年生物醫學領域“全球高被引科學家”中，美國每年超800人，占比高于當年各領域總數的33%；日本近年來生物醫學領域高被引科學家數量呈下降趨勢，從2016年的25人降低至2021年的10人，占比仍高于當年各領域總數的11%；中國生物醫學領域高被引科學家已從2016年16人增加至2021年48人，但占當年各領域總數的比值均不超過8%。上述“全球頂尖前10萬科學家排名”列出中國的前1000名科學家中臨床醫學僅有125人，而美國的前1000名科學家中臨床醫學有547人。
在當天的大會上，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學部委員、學術咨詢委員會主席王辰院士在列舉完這組數據后表示，我國嚴重缺乏醫療領域頂尖科學家，并需要大力培育從事醫學研究的頂尖科學家。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科學家座談會時提出，科技事業發展要堅持“四個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科技事業發展要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三個面向”。在“三個面向”基礎上增加“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體現了科技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
2021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三明考察調研時指出，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標，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沒有1，再多的0也沒有意義。健康在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辰院士指出，21世紀是醫學與生命科學的世紀，醫學衛生健康事業關乎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社會文明和人民福祉。
維系老百姓生命健康需要強有力的支撐。王辰院士表示，我國醫學研究投入不足，臨床研究投入更低。據不完全統計，2021年，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醫學科學部投入45.79億元（占NSFC投入21%），其中臨床相關投入1.51億元（占NSFC投入0.69%)。
王辰院士進一步指出，我國臨床醫學研究投入不足的同時，也缺乏專項資金支持；全國臨床醫學研究網絡未成體系，缺乏行業標準；臨床醫學科技人才匱乏；高質量水平的臨床研究產出少。他認為，在推進構建國家醫學衛生健康戰略科技力量過程中，亟須設立專門的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建設秉承國家意志、承擔國家使命、代表國家水平的國家醫學科學院，不斷完善國家醫學戰略科技人才體制。
加快復合型醫學人才培養
人才是第一資源。國家科技創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上世紀初，我國為培養醫學拔尖創新人才創辦了八年制醫學教育。截至目前，八年制醫學教育已累計培養了近萬名畢業生，成為我國高層次醫學人才培養的主渠道之一。
教育部醫學教育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原副部長林蕙青在充分肯定我國八年制醫學教育所取得成績的基礎上強調，在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發展的背景下，加快復合型醫學人才培養具有特殊重要的戰略意義。
2018年，北京協和醫學院進行了八年制醫學教育改革，創辦了“4+4”人才培養模式，從全球頂尖學校招收非臨床醫學專業的本科生，在協和醫學院進行4年的臨床醫學專業課程學習。入學的學生本科專業覆蓋生命科學、化學、工程、數學、計算機、經濟學等近20個專業。
林蕙青說：“教育部非常關注這項改革，今年年初，我們組織觀摩了全球招生的網上面試，看到了一批素質優異的學生來應試，非常令人振奮和鼓舞?！边@些學生有著非醫專業完整的學習和思維訓練，為培養具有多學科背景的醫學人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目前，我國42所一流建設高校中，30所設有醫學院。林蕙青表示，這一現狀為醫藥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當前，我們迫切需要著力加強的是，一方面，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性障礙，推動建立多學科與醫藥學科交叉融合、創新發展的運行機制，組織動員各方面力量，調配集中多方資源，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打破傳統學科間的壁壘，通過設立交叉研究機構和平臺，設立交叉研究課題和經費，開展專家教師“雙聘”等形式，加快多學科的合作，促進交叉研究。另一方面，進一步破除政策性障礙，從專業設置、招生考試、資金支持、論文評審、畢業就業等多方面支持高水平大學積極探索醫學與其他學科的“醫學+X”或“X+醫學”的人才培養新途徑、新模式，在我國加快形成醫學領域多學科背景拔尖人才匯聚的集群優勢，推動醫藥科技創新發展。
青年醫生搞科研有熱情，但能力不足
本屆中國醫學發展大會共有160余位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學部委員、兩院院士參會。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學部委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擁軍，對與會嘉賓提到的我國醫療科研領域存在的問題深有共鳴。
王擁軍常年從事科研工作，他不僅以第一完成人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兩項，還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在《新英格蘭醫學》《美國醫學會》《英國醫學雜志》等國際頂尖醫學期刊上發表多項成果。
王擁軍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對于醫生來說，科研和臨床不是對抗的關系，如果一個醫生懂科研，他對病人的照顧、對新知識的應用和對藥品的理解是和別人不一樣的。
我國腦血管的發病率居全球首位，卒中是我國成人致死、致殘的首要原因。王擁軍及其團隊歷時近20年的研究成果使我國腦血管病的復發率相對下降37%-73%。他們創建的腦血管病醫療質量改進體系覆蓋全國2497家醫院，使我國腦血管病醫療質量指標規范執行率相對提高21%。
王擁軍在進行這些科研攻關時感受到，“青年醫生搞科研的熱情是有的，但是能力不足。原因就是沒有臨床科研的培訓體系，他們在大學里沒有人教這樣的課程?！?/span>
王擁軍介紹，美國的大學也沒有專門教臨床科研知識，相應的解決方法是，醫學生在當了醫生以后如果想從事研究工作，需要回大學攻讀名為“臨床研究”的碩士學位，學期為兩年。王擁軍曾在杜克大學了解過這樣的課程。杜克大學的“臨床研究”專業設置11門課程，包括研究設計、數據收集、受試者保護、申請基金等內容。
王擁軍說：“如果不對青年醫生進行這樣的培訓，把錢（基金）給他了，他也可能用不好，也有可能做出來的研究別人看不懂，因為不符合國際統一標準。”
王擁軍表示，目前，國內的醫學院校中僅有北京大學醫學部和首都醫科大學開設了專門針對臨床研究的課程。其中，首都醫科大學的臨床流行病學與臨床試驗學系于2020年5月20日成立，當天正值第十六個“國際臨床試驗日”，王擁軍任系主任。
王擁軍在這個學系的成立儀式上說，學系以培養臨床研究的專業化隊伍、打造更多的臨床科學家、營造臨床研究的文化和推動臨床研究的發展為任務，根據專業方向設立臨床流行病學組、臨床試驗學組和臨床藥學組三個學組，擬定開設臨床研究方法學概論、臨床流行病學、臨床試驗等20門課程。
早在2013年，王擁軍就開始在掛靠于北京天壇醫院的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培養臨床科研人才，成立起200多人的“方法學團隊”，負責專門落實科研過程中的樣本庫管理、數據整理等具體細節問題。
王擁軍說，9年下來，這套模式還是很成功的。憑借改變了英、美等多國臨床指南和教科書的“硬核”科研成果，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已成為世界腦血管領域里的知名研究中心。
王擁軍計劃將此前探索出來的模式在新成立的臨床流行病學與臨床試驗學系繼續實踐。他本來希望可以像杜克大學那樣，招收已經獲得學位的醫學生，對他們進行為期兩年的碩士培訓。然而，事實并非如他所愿。目前，臨床流行病學與臨床試驗學系還未獲得學位授予資格，且今年只拿到了5個招生名額。王擁軍計劃通過“臨床科學家培訓計劃”等培訓班的形式開展教學。雖然不是很完美，但是第一步可以邁出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2022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