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多學科背景者學醫從醫傳醫，納愛醫者學醫從醫傳醫，納天下賢才學醫從醫傳醫......”；“身為國家賦予一個相當責任的人，這不是權力，而是責任和使命”。12月26日晚，央視《面對面》專訪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王辰。訪談中，話題觸及我國衛生健康領域的多個層面，從當下的新冠疫情、公共衛生體系的完善、創立"4+4"醫學教育模式、醫者的品德修養到對身為管理者的深刻自省……在溫和和堅定的言語間，我們強烈感受到了一位醫者和院校長盡己所能、憂國奉公的情感和信念。
采訪實錄：
新冠病毒還處于變異和進化中，遠未穩定
記者：中國內地已經出現了奧密克戎的變異株輸入病例導致的本土病例，作為曾經深度參與過病毒防控的醫生，當病毒發生一代一代變異，你們密切關注它的什么？
王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要關注“病毒的變異和變異產生之后的穩定性”。這個病毒是一個很聰明的病毒，我們說它是“完美級病毒”，它很懂得如何去生存和適應自身，而它的生存和適應的方式必然是傳播性增強，致病率降低，在體內存活時間長一些，這就是它進化的方向。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很難有所謂的真正精確時間上的“預言家”。
記者：因為變量太多了。
王辰：太多，太難以把握，而且是不可控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所謂的自變量是多元的，產生了無數種的變量結果。造成了無數可能性，很難預測。
記者：當每一代變異株出現在中國的時候，你們會怎么去觀察第一例和繼而出現的這些病例。
王辰：第一，觀察病毒本身的變異情況，另外，觀察病毒感染人體后所造成的相應變化，包括對人體的感染性、人體之間的傳播性、在體內存活的時間、對人體的致命性等，這是對病毒關注的幾個方面。
記者：說到醫學科研對于病毒的研究，我們已經與它共存了兩年，作為醫學科研人員，對這個病毒，現在我國對它的理解到什么程度了？
王辰：進行中，因為一個新的病原出現后，人們對它的認識往往需要比較長期的過程。尤其對于一個新的病原，它處在變異中和進化中的狀態時，因為它沒有穩定下來，病原造成的被感染體，就是宿主，他們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在互相的適應和變動中，所以現在我們尚未掌握這個病的規律，它還沒有形成相對穩定的狀態。
記者：兩年了還沒有穩定？
王辰：實際上，兩年時間對于一個新宿主的適應期并不是太長。去年（2020年）4月在武漢時，就開始有人談“后疫情時代”了，我說：我們還處在疫情時代，別以為我們勝利了，我們只是對這個病毒還缺乏想象力。
醫生不僅要關注對面這個人，還要想到他身后的群體和社會
記者：假設我是一位患者，您是一位醫生，我去找您看病的話，我關心和評價您是不是一位好醫生，標準就是能不能治好我的病、能不能讓我以后不發病，這就是病人的評價標準。我們換一個角度，如果站在您的角度，經過疫情之后，再來定義一個好醫生，什么是好醫生？
王辰：既要看到我在床上躺著如此危重的病人，還要考慮到他的家庭、社會環境、國家民族，這就是醫生和醫學界應當考慮的問題。
記者：每一位醫生在給患者看病的時候，不僅應該關注對面這個人，還應當想到他所代表的群體。
王辰：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所從事的專業叫臨床醫學，臨床醫學臨床照顧是不厭其精、不厭其個性化的，醫學上叫個體化醫學，乃至叫基因水平的精準醫學，每個人和每個人是有很大差別的。
健康經常被狹義的理解為身體強壯、不得病。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健康包括三個方面含義，第一是身體健康，也叫生理健康。第二叫心理健康，不僅僅是不焦躁、不焦慮、不精神分裂，還得平和、愉悅。第三叫社會適應，其實有更廣博的含義，社會適應是人際的，我們兩個之間你健康、我健康，我們還得能夠和諧相處。
健康還有第四個含義，我們叫環境友好，英文可以叫做Environmental well-being，就是人和環境之間的良好互動，人不過度的攫取和破壞自然，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說，大健康的含義就是人全面的健康，更是一個群體乃至人類整體群體的健康。實際上是以群體乃至人類健康效益的最大化，以及這種效益的長遠化作為追求的一門醫學體系，這個體系叫做群醫學。
王辰：要特別強調的就是公共衛生的問題，就是基于群醫學的醫學原理，所采取維護群體的健康，來追求群體健康效益最大化的行動，叫做公共衛生。這個公共衛生在我們國家就是經常被片面的理解和思維，好像這是疾控中心的事情，和其他部門關系不大，絕對不是這樣的。公共衛生和醫學一樣，都是從對疾病的預防、診斷、控制、治療、康復，再加上對健康人的健康促進，從這六個方面來增強和維護健康的。
記者：對于醫生來說，我就是坐堂行醫。我不會邁出我的工作范圍，“我不讓你得病”好像不是醫生的工作。如果說到衛生這一塊，未來經過這一次疫情，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醫生的工作往前再走一步？別等著它來，我讓它別來。
王辰：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也是通過這次疫情，我們應當意識到的。目前我們國家是把預防和診斷、治療分割開的，實際上我們有關部門提出所謂“醫防結合”的情況，都是把醫和防先變成獨立的東西，再去談結合了。
現在，我們的公共衛生工作體系一定要強健起來，國家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公共衛生體系。但什么是公共衛生體系？我們誰來承擔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工作？我們不得不說，在現在有些人的觀念里面，特別是我們一些醫學界的人士觀念里面，把這個事情小眾化了、局限化了。
對于衛生的投入不可視為消耗，而是best buy——最佳的投資
在連續三年的兩會上，王辰都提交了建議設立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的提案，從而加大對醫學健康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并設立良好的體制機制。王辰認為，要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國家必須加強投入。
王辰：2019年，世界銀行公布過各個國家經過比對之后的衛生投入情況，按照世界銀行的推算，經過各個國家的equivalence對等校正之后，我們國家投入了GDP的5.4%，其中政府投入2.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衛生投入占GDP的9.9%，其中政府投入占5.9%。9.9%對5.9%、5.4%對2.9%。
對于衛生的投入不可以視為一種消耗，如果是成本的話，是一個能夠“一本萬利”的成本，與人終極利益密切相關的這種社會投入叫best buy——最佳的投資。
我們整個醫學衛生事業的發展方向一定是以提升醫療質量，維護好人民的預防、診斷、控制、治療、康復和健康促進為主線的，而不只是斤斤計較于一些所謂控費的相關問題，尤其是面對一個已經是營養不良的人，以節食為處方，根據是他掉了幾個面包渣，是造成了局部的浪費的時候，在整個我們未來發展上會形成障礙、會造成我們判斷的失誤、會形成我們方向的錯誤，而在覺察的時候，我們已經又落后了。
做醫生尤其要祛除“私”和“虛”
記者：您在畢業生的典禮上說過兩個字，我的學生就是協和醫學院的學生，不能做這樣的人，不能做有這兩個字的人，一個是“虛”，一個是“私”，要做心里有公，做事要實的人，為什么在畢業典禮上會特別說不希望自己的學生成為那類人？
王辰：講這話的時候，我本來不想講，但最后想著這也算是所謂的“最后一課”了，心里最關鍵的話、最需要像家長叮囑孩子一樣的話，應當就是這兩個字。所謂“私”和“虛”字，這是我們現在必須要面對的、帶有一定的比例的，這個比例在人群中還不太低的現象。
人都有私的時候，人也有虛的時候，但這個比例要控制住，一定在關鍵問題上主要體現的是公，不能是個“私”字，做事一定主要是個實字，而不是個“虛”字。“私”字表現出來的時候，他馬上思考問題就是功利性的，他想什么事都是“這個事對我有什么好處、這事情我會特別得罪人、這事情能讓我得到什么，我怎么能夠以這個事半而功倍”，這真正是功利性的思維方式。
記者：醫生也是人，為什么醫生不可以這樣想？
王辰：醫生的職責所系。你所謂骨子里內心的“私”字，一動的時候變成功利性，包括在醫療行為上，變成功利性就很可怕，而真正的表現出來的時候，行為上的就是一個虛字，這個虛字就是表現出“表演性做事情”，不追求所成。
創立“4+4”醫學教育模式，培養多學科融合的頂級醫生
出任協和醫學院校長半年之后，2018年7月，協和醫學院創立“4+4”醫學教育模式，與國際先進的醫學教育接軌，并提前開設了試點班。4+4中的第一個“4”，是在本科教育階段，學生們可以分布在各學校學習各自專業，比如文學、生物、哲學、法律等。這些來自不同專業且在大學期間產生學醫愿望的人，在本科教育階段完成一定的生物學、有機化學等醫學預科課程，并通過醫學院入學考試之后，再接受4年臨床醫學專業培養，畢業時可以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王辰希望，“4+4”制度能培養多學科融合的頂級醫生。
王辰：學醫的學生本身的知識體系相對比較單純，就是醫學院所教授以生物學為主，兼用其他醫學知識和醫學體系，每個學生的思維方法有很大不同，相比理工科，學文科的會忍不住往人文關懷、人文思維方向去思考，學生物的會很關注生命科學的機制，學法學的會從法律角度面對醫患關系、日常行醫，學法的在面對醫患關系，或者將來參與制定醫師法、衛生法工作的時候，會想怎么更好地維護醫患雙方的利益。
記者：您是要培養一個出色的醫生，還是要培養一位出色的醫學方面的學者？
王辰：兼備，每個人的個性不同，醫生本身就是學者。
記者：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作為一名患者，去看醫生的時候，他不會去想他有沒有多學科的經驗，只在乎你是不是足夠深、足夠精、足夠尖，來治好我的病。
王辰：會的，這部分教育就是第二個“4”，第二個“4”就是醫學院教育，醫學院教育是通過甄選出來的前面那“4”中非常優秀的學生來學醫，這些人用的是最先進的教學方法，所謂器官-系統-功能三者整合的模塊式的教學方式。
記者：您一直強調，醫學生不僅僅要學醫學，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多學，人學、至學，您為什么這么強調這些多學的存在？
王辰：德為才之帥，有了才，這個才能不能從正面的角度發揮出來，能不能產生正面的效果，都是德所決定的。沒有以德率之的話，這個才能會出偏差。所以始終不能忘卻和強調的第一點是“德不近佛者不可為醫”，第二點才是“才不近仙者不可為醫”。而德和才兼備是根本的，所以缺一不可。
記者：但是您對學生的要求不止步于此？
王辰：是的，協和的校訓是尊科學濟人道，而協和的校風呢？我想應該是悲憫、專注、自省。
記者：這么多年來，這三個詞您是怎么理解的？
王辰：第一，所謂“悲憫”是什么？就是仁愛之心，而且醫生要有等視眾生之心，見到弱者的時候，見著需要扶助者的時候，特別是人處于疾病狀態、人最無助狀態的時候，醫生要陡生、頓生、常生悲憫之心。
第二，“專注”，你知道醫生看病的時候，容不得心有雜念，容不得心有旁鶩，必須心無旁鶩的去面對，盡他的全部的能力所及聚焦在病人身上，能夠把他治好。
第三，要“自省”。像張孝騫先生所講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越年資高的大夫就越懂得害怕，就越知道這可能隨時會出錯。而且醫學又是一個最不容錯的、超越航空級不容錯的一個行當，所以時刻想著不要自以為是、不要膨脹、不要犯錯誤。
庸醫之害，甚于無醫，在疾病狀態下，寧可沒大夫，不可能由庸醫把事情搞反了。
國家賦予我們的不是權力，而是責任和使命
王辰始終認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絕不局限于衛生健康部門或衛生健康行業一隅，而是全社會的事情。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包括衛生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社會資源分配等等，才能真正實現全體人民的大健康。
王辰：沒有哪個國家真正提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人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每次聽到這個，我心里很感佩，我第一次聽到總書記講，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時候，我心里一抖，覺得是點著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腦門說的。
記者：為什么會這么聯想？
王辰：因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擔負著國家醫學科技發展責任，而總書記在2016年的又明確地給中國醫學科學院提出要求，將中國醫學科學院建設成為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體系的核心基地。
我明年就60歲了，經過這學醫、從醫、傳醫四十多年的感悟，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去向社會講這個話，去動員社會，去進言、去影響、去灌輸給學生和相關的人，讓他樹立觀念，進而采取切實的行動。與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社會文明、人民福祉是高度相關，是最直接相關的醫學衛生健康事業。
記者：您現在處在這樣的位置上，能看到、意識到問題的緊迫感，您也能意識到發展的前途。
王辰：我一定要檢討自己是不是因為學醫的、從事衛生工作，所以我很偏狹，醫學院叫做“管狀視野”，只看到了自個這一塊并夸大，但經過思考，據我有限的所有的公正，所有的智慧和良心所及，我恰恰替人類、替我們的民族、替我們的國家、替民眾看到了這一點，我有喚醒眾生，去能夠形成社會共識，來真正地使社會各界、使人民、使國家、使人類、使世界、使星球能夠得其所的這樣一個責任，人類需要這樣一種前瞻性的思維。
記者：當您內省自己之后，覺得這是一個與公眾有關，與所有人有關的事情，您有很大的急迫感，但身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發展進程中，您會受到歷史的、現實的各種掣肘，各種制約，也就是說您想做、知道應當怎么做、但是現實無法做到的時候，您會是什么感受？
王辰：首先是盡己所能，居廟堂之高，一定是要憂國。你是國家賦予責任的人，這不是你的權力，而是你的責任和使命，這時你就必須選擇去做，盡己所能，這就是我們的基本態度，然后在方式方法上盡可能的去撬動、去影響關鍵環節，在國家和民族的層面上，我們能夠通過健康的追求行動使這個民族得其完美，進而在世界、在人類能夠實行示范效應，使中國真正成其先進。
央視新聞 呼吸界 | 來源
胡葵茹 | 編輯
